前言：本文作于1999年，是我中学时代的作品，当时还不会上网，写在周记本上，现在翻出来给大家献上，我自己也回忆一下下……
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抱愧山西》，他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读毕，心里总觉得不是味儿。——毕竟，余秋雨是一个外省人，一个外省人都为山西抱愧，而我们自己呢？山西的辉煌历史，山西人居然不知道，（包括我自己），更甚之，居然要一个外省人写出来，本省人才知道？——真正该惭愧的是我们山西人自己，抱愧我们的先辈！
余秋雨终于来了。他从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了黄鉴晖先生著的《山西票号史》，他的司机从一家书店的仓库里挖出了《山西票号史料》。（我在大同书城里找不到一本类似内容得书！）
余秋雨先生终于来了，他用一支抖擞的笔轻轻刷去了纯金的山西身上落了一个多世纪的灰尘！
一、海内最富
“在上一个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最富的省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地区，而是山西！”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能程富。”——沈思孝《晋录》
二、晋商与徽商
余秋雨把晋商的人格素质的优点，归为四个方面：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
他还把晋商和徽商（安徽）作了比较，但也许因为他是南方人的缘故，不愿太多的抖落南方人不光彩的老底子。可我在这儿，却要客观的摆事实了：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言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谢肇制《五杂俎》）这还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徽商后来就更不行了。他们和晋商的差距究竟在哪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史料吧：
徽州当时社会风气“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气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侔。”（《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江南”二十）
而相对的晋商“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万户可可屈指数矣。所以富者不能邃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沈思孝《晋录》）
徽州的经商方法“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遒《正气堂集》卷七）这就是所谓的徽浙“海商”，分明是海盗嘛~！
若是和现代商人比较（小商人），还是徽商比较接近。“惟利是图”，“斤斤计较”……老实厚道的北方晋商是干不出这种事的，否则谁还敢把钱放在你的票号里？
“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三、乔家大院
我曾在3年前，（也就是1996年）去过乔家大院，那时我没看过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根本不懂乔家大院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巩丽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里拍摄。
现在想起来真是为山西人惭愧，因为堂皇富丽的乔家大院的出名不是靠“海内最富”的晋商，而是靠一部现代电影？？？大院中服装展厅里人们看的最多的不是晋商先辈们的精美服饰，而是巩丽拍电影时穿的一件白丝袍？？？
钟鸣鼎食的大家庭的后裔散落海内外。大院周围的小吃店、小摊贩的主人好象也大多姓乔（只不知道是不是后来改的）。看着他们锱铢计较的样子，好象也“进步”了。
四、现代山西人
余秋雨先生到山西后电视剧编导黄文涛同他游平遥。作为山西人的黄先生居然笑着对秋雨先生说，虽然全车除了余秋雨先生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余秋雨先生。
他局然有脸笑，还有脸说。这幅图画正是晋商的后代们对着“最富”的晋商们在刮脸，而大商人们不知所措。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山西人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有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他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但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报纸上好象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北京中关村最大的网吧老板竟是山西农民！
1999年
